——以闽东“圆瑛在抗战期间学术研讨会”为例 （上海市松江区西林禅寺悟端） 圆瑛大师（1878－1953）被誉为近代汉传佛教在国际间最具代表性的法师之一，他不仅传承禅宗之临济宗，在思想上中国佛教八大乘宗无不涉及，同时在楞严的研究号称独步。本文以在闽东举行圆瑛在抗战期间学术研讨会为研究主题，探讨圆瑛大师的抗战论述的宗旨和具体内容，主要研究内容有三：第一、回顾圆瑛在抗战期间学术研讨会的论点方面，现综述向大家作一报告；第二、对在研讨会中关于圆瑛大师抗战思想未涉及的内容，作为广泛性的论点；第三、针对圆瑛大师著作中护生抗战方面的论述，从思想和实践上作了分析。 关键词：圆瑛大师、圆瑛在抗战期间学术研讨会、未来展望。 一、绪论 本文是以在闽东举行“圆瑛在抗战期间学术研讨会”作为我们论述圆瑛大师的主题，从该研讨会对圆瑛大师的思想研究作了考察，我们归结出几项研讨的内容。这里面包括“个人层次”（他一生爱国爱教，以无私大悲的精神济世度人，受到广大信众的衷心爱戴。）、“思想层次”（加强僧团，完善制度，著书立说，外弘内修）以及“文化层次”（社会伦理、佛教世俗化，慈善教育事业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实质意涵。最后，我们也尝试着将研讨会所论述这几项的圆瑛大师的思想研究，摆回结构的脉络条件中，以思考研讨会（圆瑛大师的思想研究）所涵摄的真正意义。 其次，本文进而探讨圆瑛大师论述时所秉持的立场，指出其中同时贯穿着国家本位和佛教本位的立场，并因为坚持两者之间的圆融一致而缓和了可能的张力，其论述观点以“大乘是积极主义，普度众生，利他不倦”[1]和“全球各国学者，有心研究学问者，莫不以佛学为归宿”[2]为最大特色。但其中发表了许多关于对“护生戒杀”的理论在当时获得普遍支持的，他在北平莲池放生会中就说：“杀因即止，杀动潜消，而世界之战争，自可从兹止息矣”[3]圆瑛大师解释“护生戒杀”行为的应行价值，这个论述观点上在建立世界和平，也是建立动物与人的义务关联的伦理深层意涵。本文通过梳理圆瑛大师“大乘主义”、“以佛学为归宿”和“护生戒杀”作为通篇的主要旨趣，可以作为近代中国一代宗师对“爱国爱教”与“抗战思想”的认识，同时也把圆瑛大师的思想归回到佛教的本位立场，别于世俗的另一种角度。 至于，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我们是以圆瑛大师思想在闽东举行“圆瑛在抗战期间学术研讨会”为研究事例，籍以铺陈以下的论述内容；其次，则是探讨在研讨会中未涉及到圆瑛大师抗战的思想内容，以作为通篇的主要旨趣；接着，则是圆瑛大师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及其思想紧扣着近代佛教所呈现出来的他在各个层次趋向以及所涵摄的意涵；最后，我们则是以“圆瑛文化”未来的发展作为结论。 二、圆瑛在抗战期间学术研讨会论点概述 “圆瑛在抗战期间学术研讨会”，2010年9月3日在古田溪山书画院举行，由古田县政协主办，溪山书画院承办。参会学者与领导及教界人士共几十人。代表围绕圆瑛大师爱国情怀、抗战护民、慈善济生、培养僧才、保卫中华文化以及匡伪扶正、破除邪教等方面，进行了座谈。 该研讨会收到论文十六篇，分别为：江宋堂：《爱国情怀是圆瑛文化的精髓》、林孝立：《圆瑛佛教思想的爱国因素》、释定空：《浅谈圆瑛大师爱国爱教之情怀与大乘佛教思想》、魏友根：《爱国是圆瑛文化的核心价值》、郑建凯：《正义爱国抗争不屈——析圆瑛大师被日本宪兵抓捕关押史实》、郑立武：《圆瑛在抗战期间所体现的爱国思想》、黄荣凑：《爱国爱教悯众生，危难之际见精神——论圆瑛法师对中国抗战的特殊贡献》、林祥埙：《浅论圆瑛抗战的爱国情怀和大乘精神》、江山：《从投身抗日探讨圆瑛的爱国精神》、朱振清:《圆瑛法师的爱国情愫》、胡建平:《谈圆瑛法师对抗日战争的特殊贡献》、包乾书:《从圆瑛在抗战中的表现看他的出家初衷》、陈益煌:《论圆瑛法师的抗日爱国精神》、倪可翔:《圆瑛法师爱国思想形成过程的四大要素》、唐仕军：《圆瑛爱国诗词欣赏》、张敏熙：《试论圆瑛文化的开发》。 江宋堂认为，他是一位大乘主义者，一生与国家存亡、社会变革、民族兴衰、人民苦乐紧密相连。从圆瑛大师的思想上看，认为他的爱国情怀，是最为后人所夺目的。林孝立认为，圆瑛大师毕生的精力是在实践佛法，提出佛教积极入世和利益众生的主张。换句话，佛教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他的思想最具成功及最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释定空认为，指出圆瑛大师注重僧才培养，特别强调严持戒律，团结僧团，保护了诸多佛教名山古迹和珍贵历史文物，为国家和社会保留了不可估量的精神和物质财富。魏友根认为，他一生贯穿的精神，体现了赤子爱国的情怀，这也是弘扬圆瑛大师最重要的精神和价值。郑建凯认为，圆瑛大师遭日本宪兵抓捕关押时临危不惧、坚持正义、爱国爱教、顽强抗争、宁死不屈的表现最让人敬佩，是大师英勇表现的事迹。郑立武说，他一生积极从事爱国爱教，保卫和平、弘法利民活动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是一项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黄荣凑论述了圆瑛法师在抗战时期的表现，让我们更加注重处理好政府与宗教界的关系，加强政治上团结的合作和信仰上的相互尊重。我们要调动包括佛教界在内的一切社会因素的积极性，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整体利益所在。林祥埙认为，印度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本土儒、道文化漫长岁月的消化、吸收、熏陶，形成以“禅”为标志的中国化佛教，成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圆瑛大师正是这方面的卓越代表。江山讲述圆瑛大师在抗战中完全践行他自己所提倡的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的三大精神。朱振清认为，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一如既往，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胡建平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呼号，远渡重洋筹款，为推动全民抗日和支援全国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其爱国精神得以充分体现，人格魅力得到进一步升华。包乾书从反对日本侵略的行为，并致书之日本教界，谴责占据我国领土，残杀我国公民，连同日本教界共同无畏精神，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 虽然研讨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论题的圆瑛大师抗战的思想，涉及到爱国爱教，慈善济世，制止侵略，团结教内等诸多层面，而一些新的方法和论题，显示了与会学者的问题意识，将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带来一些重要的启发。 三、为护生而抗战的基本立场和最终目标 西方”对动物生命价值”观点的讨论起源很早，在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元前580~500）就已经开启讨论。毕达哥拉斯被视为西方戒除肉食主张的首倡，他认为动物与人都有灵魂，灵魂彼此间相通轮回，人应当停止食用与人类有同形式灵魂的动物，保护人与动物之间超自然的亲属关系。毕达哥拉斯提出的重动物观点并没有在西方历史发展中成为主流，即使后来波菲里（Porphyry, 元前三世纪）提出动物也有知觉、理性记忆力，强烈反对杀动物献祭的宗教学的护佑动物观点，中世纪圣芳济（Saint Francis of Assisi,1225~1274）也体现一类似中国僧传所记录的友善对待动物的圣者态度，但是西方在慈善对待动物议上始终没有发展成主流，甚至在中世纪步入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为人类中心主义主宰态度，对动物被残杀逼迫的处境毫无同情心。 在我们认识近代西方动物观点与伦理系统的同时，一定要关注边沁的“功利主义”来的影响力从边沁以后，1975年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论》[4];1983年汤姆雷根的《动物权利论》[5]，都可视为“功利主义”启发下的成果。《动物解放论》完全采取边沁功利主义立场，辛格认为，动物因为有感受苦乐、感觉的能力，理应受到人类的尊重与关心。《动物解放论》坚持，人应当将平等关怀利益的道德原则扩展到动物[6]，人应关注动物处境、禁止活体解剖，同时致力避免宰杀动物时带来的过多的痛苦。 佛教护生文化与实践事实的伦理系统，杀生是佛教基础五戒之一；杀生是断命，根据大乘佛教人皆有佛性的讲法，断命是断佛种子；佛的种子具备成佛的潜力，因此是高洁尊贵的价值，是以断佛种子、断命是犯下最恶劣业行的举措。因此“杀生断命”被视为最严重的恶业。明末.徐应亨在《长椿寺筹建放生所疏》就说“天地间之恶业，莫大于杀生矣。”[7]道忞禅师也说，“佛十力中，业力最大。诸业力中，杀业尤大”[8]《佛说鸯崛髻经》：“杀生之报，以刀施得刀报”[9]这些观念都在强调一个重点，杀生为他人带来的痛苦是会转移延续的，将在来世、今世熟成果报，饿昂你生病、短命，遭受祸殃，直到业力之报结束才会休止。1942年圆瑛大师于北平发表的这段讲词即是典型代表。 圆瑛此次北来讲经，辱承诸位欢迎并聘为本会名誉会长，不胜感谢之至。本会创立专以提倡戒杀放生为务，圆瑛无任赞同！……我佛以大慈大悲而为救世之本，大慈者予一切众生之乐，大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形骸虽异，知觉本同，莫不贪生爱命，岂肯心甘为食者乎？吾人当学佛之大慈大悲，实行戒杀放生，方是学佛之行……儒教周易有言，乾曰大生，坤曰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孔子赞易以生生。吾人应体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杀放生……圆瑛在孩童时，见煮鳖鱼，而鳖鱼奋命，将锅盖顶起欲逃之惨状。又见鸡被杀前，两眼皆突出，含冤怒视，似怀报复，遂感动于心，以后即不敢食肉。[10] 这段为“莲池放生会”成立发表的演讲词使用数个不同论点与观念系统支持护生戒杀理念；“众生皆有佛性”、“知觉本同”的概念，源自佛性论的观点；“人应大慈大悲，方是学佛”，又采用佛教中“多闻圣弟子、断杀、弃舍刀仗，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彼于杀生净除其心。”[11]的慈悲救护观念。除了提到自己幼童时的情感经验（看到鳖与鸡死前痛苦挣扎）作为自己支持戒杀的理由；他也讲儒家《易经》“天地大德”的观念引入支持护生戒杀理由之一[12]，要人“体天地好生之德以戒杀放生”。我们可以看到，圆瑛大师支持护生戒杀的理由来自许多概念与理路的累积；他的思维过程中运用了佛经对畜生的佛性观点、《周易》中人对动物天地之间关系的解释，还提到他认识的佛教徒慈悲义务与价值观，最后参杂小时候对杀生的负面情绪的记忆。 圆瑛大师的这段演讲可以说是近代谈论护生戒杀议题时的典型方式；这些互相支持的观念虽然有不同的渊源与历史，在文献中却往往交涉在一起，成为近代群众理解并支持护生戒杀行为的理论和动力。再延伸来看，这些论证和理论的内容不脱离圆瑛大师对动物与护佑动物的意义的认知与观点。他在《提倡素食聚餐会》讨论的问题：“佛性本同，断不可以我强而欺彼弱，将他肉而养自身。若杀之食之，慈悲何在？今提倡素食，即本我佛慈悲宗旨，提倡戒杀之道也。”[13]因此，圆瑛大师的戒杀思想，可以视为对“动物意义”与“护佑动物行为意义”的阐述系统；亦可视为一般群众对护生戒杀概念的认识内容。 在圆瑛大师护生戒杀文本中，许多护生思想都可视为传递“杀生之人必得杀生之报”的主题。在这些论点中，人会因为杀动物而转生为动物，还会因为被杀动物的怨念而完全托生为此种动物，承受被杀的痛苦，也说明了杀生得杀生报的观念。在业报理论中，如果这个杀业是由很多人一起共同行动的，业报将会累积、扩大为群体杀业，最终由群体承担，这是“共业”的概念。圆瑛大师的说法，战争的产生就是来自群体杀畜生的业力累积成熟，最终回扶到群体身上的。他说：何谓造福世界国家？以世界国家和平是福，战争是祸。战争之祸，必有其源，祸源乃由各国人民同业所造成。所谓同业者，即同造杀业之因，冤业聚会，同感杀伐之果。古德有云：“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以此足证世界大战，皆由杀业所造成。今提倡素食，果能普及世界各国，人人素食，不杀生命，即可止息杀机，各国共享和平之幸福。[14]战争之所以起于杀业，主要在对业力“会以同样性质形式回复到造业者身上”的基础观点上。因为杀生是杀害生命；彼杀生者也会轮回被杀。在这种杀业回复的观点里，杀业会团聚积累的。由个人所行的杀业累积越深，个人所受业祸夭越大；众人所行的杀业团聚越大，回复到众人身上的祸夭也越大。战争造成众多死伤与痛苦，来源就是众人累积的杀业之大酝酿引致的。就像印光大师说的“彼以恶业沦于异类，我以善业幸得人身。若不加悯恤，恣情食啖。一旦我福或尽，彼罪或毕，难免从头偿还，充彼口腹。须知刀兵大劫，皆宿世之杀业所感。若无杀业，纵身遇贼寇，当起善心，不加诛戮。[15]”这个“从头偿还”的意思，也就是“杀业”原封不动、怨怨相报而杀的结果。 面对杀生对个人与群体，提倡护生戒杀的思想家认为，护生戒杀是扭转业报的重要实践，圆瑛大师就说：“杀因即止，杀劫潜消，而世之战争，自可从兹止息矣”[16]；印光大师在《慈悲镜发隐》也说：“现在不造杀业，将来不受杀报；虽曰爱惜物命，实为预护自身。”[17]印光与圆瑛两位大师都推崇护生戒杀能净化个人业力、扭转众人杀业、平复战争的理念。 四、为和平而抗战的最终宗旨与护生 十九世纪末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代，虽然在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并不见得比过去多，但由于国与国之间日益增加的交往与冲突，配合上交通的发达、媒体的进步，于是战争与冲突血淋淋地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结束所有战争之战争(the war to end all wars),但旋及又发生范围更大、死伤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国际间高喊不要再发生了（never again！），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仍然发生超过二百五十次的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除此之外，因为许多国家由独裁政权统治，因此总共已造成将近二亿人的受难者以及无法估计的损害。[18] 晚清，是中国社会动荡的时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仅略与传统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民族和阶级矛盾此起彼落，中国广大的社会群众为反抗帝国侵略的压迫下，进行了一连串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战争，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才彻底改变。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早已成为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英、美、日三国都野心勃勃，各有侵华计划。英国在华势力几乎独占长江流域70%以上外贸易，望图独霸中国；美国当时受惠工业生产耀居世界第一位，极力想拓展太平洋势力，并打进富饶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企图推行“大陆政策”，以消灭朝鲜、吞并中国的东北地区为对外扩张首要目标。相较于英、美、日，沙皇俄国早已利用和中国比邻的有利地位，鲸吞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尚谋争夺东和太平洋的霸权，进而建立“俄罗斯——中华帝国”。这段期间由中国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史上重要的关键（history moment），这场反帝国、爱国革命运动，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中华民族就越危机，也是各地人民反对西方宗教文化侵略战争的延续和发展，奋起挽救民族危机与捍卫和平。 佛教随着这场运动全面的革新，在晚清资产阶级革命和民初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的影响下，教界僧俗，积极开拓和阐扬佛法的反侵略和平思想，努力推进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和平运动。20年代初，中国近代佛教界的两位著名代表人物圆瑛和太虚大师，几乎同时对人类的和平、尤其是中日和平问题发表重要意见。圆瑛大师在南洋《谢氏宗祠演讲》中提到：诸佛菩萨，悟此平等之理，大发慈悲之心，慈者与乐，悲者拔苦；乃起慧照观察，观见一切众生，与我本来同体，我今已成正果，得大解脱，众生尚在凡夫，久受缠缚，由是运同体大慈大悲之心，视大地众生，犹如一己，众生之苦，即己之苦，广行方便，种种救济，随机施化，因病与药，以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之法，拔其苦恼，普令一切众生，各各离苦得乐。此种慈悲非他宗教博施济众，博爱同胞，所可同日语也。以博施博爱虽无国界之分，以其但能及于同类，不能及于异类，佛教慈悲，范围广大……普度众生，齐成佛道，不令一人独得灭度，所行慈悲之心，不背平等之理。[19] 现今中国和世界的所谓种族平等，政治平等、上下平等、“究之未至心理平等，难免弱肉强食，仍伏无限杀机，岂能成慈悲之政化，达和平之目的哉？若欲达其目的，必宜提倡佛教真理，救正社会人心，培养国民道德方可。”[20]正是从心理的不平等出发，来剖析弱肉强食的原因，因此，他随后在台湾基隆发表《佛教与人心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佛教对于改善人心趋向慈悲平等的重要意义。他特别针对晚清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肆意侵略中国、损毁中日和平友好，认为中日两国本事同种同文、唇齿相依之邦，应当注意亲善，相互爱敬，不生种种国际交涉。扩而充之，世界各国人民，无论什么种族“皆应亲善，不得互相欺凌，互相杀伐，则枪炮兵戈，皆为无用，自可举斯世登大同之域共享和平之福，是所深望焉”[21]他进一步从佛教的立场指出：佛教于有我中比前更进一步，不但注意同类，而且注意同体，不敢相残，同体者何？即一切动物，与我本来同体，同具知觉，不过因罪业深重，堕为畜生，是为血气之属，亦当护念，方可称为广大慈悲。[22] 佛法不仅注重同类应亲善爱敬，与人类同体的万物也应当“护念”，不可以轻易破坏。这也正是印光大师所说“如来智慧者，本觉理性也”；[23]就是将动物成佛转智的关键具体聚焦在“理智觉悟的心智能力”上。这个“理智觉悟的心智能力”实际上可能理解为动物的理性能力与发愿能力，亦即畜生认识痛苦、理解自己身体局限、发愿向佛的意志与智力。 依此理路延伸而论，护生戒杀既然可以净化个人心念、启发慈悲平等的和平理念，自然就会消弭战争。圆瑛大师在《佛法之精神》一文中就说：凡抱爱众爱国思想家，皆当极力提倡，极力宣传（戒杀）。……自可弭杀机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个个皆存慈悲之心，则世界苦境全无，尽成乐观。[24] 太虚大师也说：复次、佛法中讲戒殺放生，乃护众生心而然。以众生既隨业报而受生，即执着此生命；如杀害之，必起反抗，因之互相残杀，循环不已。今佛法之提倡戒杀、放生，即息此业趋向清淨无为之初阶。[25] 丰子恺《护生书集》序更明白指出，护生就是护心，心长养慈悲，就能弭除战争与罪恶： 护生者，护心也。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來待人处世。……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种残忍心移用於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26] 民初的思想家观察战争的本质，反省世间生灵涂炭，皆因“心”执而贪、“心”执而恨；战争之源在“心”。为了消弭战争，只能从心长养锻炼开始；因此戒杀护生足以长养慈心、不杀是以充分彰显博愛与和平；实行“护生戒杀”被视为达成世界和平的路径之一。所以圆瑛大师抗战的思想就是其护生的思想，实行大乘佛法不忍众生苦的慈悲之心。他提出戒杀护生就能使人们达到“世界自然和平”[27]、“杀劫潜消”、拯救国运的结果了。 五、结论与展望 以上就圆瑛大师“抗战思想”论述的宗旨、目标、主要内容、具体措施、应秉持“护生戒杀”的立场和中心思想等问题作了简单的梳理，并就圆瑛大师的佛教观和佛学基本立场与抗战思想的关系作了初步的考索。 对于近代中华民族来说，1931年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人民对中日和平的再三呼吁，而悍然发动的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侵华战争，从此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战争灾难。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侵略、捍卫和平、反东西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圆瑛大师等佛门先进的带动下，从佛法的根本观念出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争取独立自主与和平安宁的政治社会环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圆瑛大师以中国佛教会名义，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并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和对佛法慈悲平等主义的践踏，呼吁日本佛教徒从佛教慈悲平等的和平理念，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28] 抗日战争爆发后，圆瑛大师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曾先后在上海、汉口、宁波等地组织僧侣救护队，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又办难民收容所，周济战争难民。他还组办佛教医院，收治伤员和难民，由各庵女尼充任看护。圆瑛大师利用自己崇高的国际声望，两次赴南洋募捐，开展一元钱救国运动，筹款支持国内抗战。1939年圆瑛大师回国时被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分子罪名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受到酷刑折磨，但始终没有屈服，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由于上海各界人士的抗议和营救，日军被迫释放了圆瑛大师。此后他在上海主办圆明讲堂，闭门谢客，拒不与日伪政权合作。 1952年9月，圆瑛大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29]，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会后，他回到上海，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登台讲演，衷心祷祝"国运日昌隆，人民常安乐，世界永和平"。法会进行十天，对宣传和平起到积极作用。1953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不久，圆瑛大师食道癌恶化，遂决定归老天童寺。行前，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先生，再次寄语殷殷："……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是年9月12日圆寂。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其病逝消息并深致哀悼。 圆瑛大师“抗战护生”思想，这一阙追寻现代性的和平思想代表，在政治丕变的時代风云中，致力提倡道德救世、匡正人心、佐扶世道的重要主张，成为近代思想史和佛教史上的天鹅之歌。回顾历史，不禁让我们俯首敛眉，向一代大師再致意焉。
[1]黄夏年主编《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圆瑛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页124. [2]《圆瑛法汇丛书》第九册，（北京：广济寺流通版）页78。 [3]明旸法师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8月1版），页191. [4]“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夠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沒有道德上的合理性。感受苦乐的能力是我們关心其他存在物的原因。”详见 Peter Singer著，祖述宪译，《动物解放》（青岛: 青岛出版社，2004） [5]Regan, Tom.,”Animal rights, human wrongs : an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c2003.。 [6]辛格：“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夠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牠的苦就沒有道德上的合理性……感觉是关心其他存在物的唯一可靠界限，用智力和理性的特徵來划定界限是非常武断的。」Peter Singer, ” All Animal Are Equal”,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edited by Louis P.Pojman.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Inc 1994,p38。 [7]语出 明.徐应亨《长椿寺筹建放生所疏》，收入《徐伯阳诗文集》（明万历至崇祯见递刊本）《乐在轩文集》卷之8. [8]语出 道忞禅师《北都城西紫竹院放生社序》收入《布水台集》（清初刊嘉兴藏本）卷之8. [9]《佛说鸯崛髻经》卷1，《大正藏》第2册，页0511中。 [10]黄夏年主编《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圆瑛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页120-121. [11]《中阿含.伽蓝经》，《大正藏》第1册，页438下。 [12]《周易.小畜》“即雨即处，尚德载”。乾卦九五爻辞：“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详见高亨《周易古今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参见自任俊华、刘晓华著，《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页15-16. [13]黄夏年主编《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圆瑛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页124. [14]黄夏年主编《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圆瑛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页124. [15]印光大师《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收入《印光大师文钞——戒杀放生文节录》（台南：和裕出版社，2005年11月）页18. [16]黄夏年主编《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圆瑛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页121. [17]印光大师《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收入《印光大师文钞——戒杀放生文节录》（台南：和裕出版社，2005年11月）页58. [18] Bassiouni, Historical Survey: 1919-1998, in: Bassiouni (e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Vol. III, 2. ed., Ardsley, New York 1999, p 598. [19]《圆瑛法汇丛书》第九册，（北京：广济寺流通版）页34-35。 [20]《圆瑛法汇丛书》第九册，（北京：广济寺流通版）页35。 [21]黄夏年主编《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圆瑛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页80. [22]黄夏年主编《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圆瑛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页81. [23]《儒释一贯序》，收入《印光法师文抄下》（台中：青莲出版社吗992年）页552. [24]民国‧圆瑛大师，《佛法之精神》，收入《海潮音月刊》第十二卷第一期，1931年1 月。 [25]民国‧太虛大师，《在首都佛学会答问》，收入《太虛全书》第26册（台北：善导寺佛教流通处 出版，1980年11月3版），頁549。 [26]民国‧丰子恺，《护生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1版），頁2。 [27]圆瑛大师原文是说：“世界到了今天，国与国不和，族与族不和，人与人不和，推原其故，根本之病，就在众生我见心太重。汝心也要为我，他心也要为我，个个之心，都要为我，以致酿成恶浊世界。今日若要挽回世道，必要救正人心，若要救正人心，定要提倡佛教无我之理……他受饥时，不能叫他不饥，他要寒时，不能叫他不寒，他要老病死时，不能叫他不老不病不死，可见自己完全没有主宰，那里可以称我。……慈者，与一切众生之乐，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即同儒教博施济众之理。……人心既无我执，世界自得和平。”详见明旸法师《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8月1版。），頁63~64。 [28]明旸法师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8月1版），页182-183. [29]照诚校订《重订圆瑛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第1版）页282-308。 |
